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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从医路】张才华：以感恩之心，重返行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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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10-03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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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时之路，那是二十年前的夏天，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大多都去了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医院或回家乡工作，而我却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号召，毅然地选择了参加大学生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服务，来到贵州省黔东南天柱县最为偏远的地湖乡。那时的我真的未曾想到，这个选择却开启了我一条曲折而丰盈的从医之路，就宛如当年走在地湖乡出诊的山间小道上，迎着朝阳、踩着晨露、闻着清新的草木香、也经历过风雨，这条行医路充满着独特、也充满着希望。

地湖乡坐落于湘黔交界的群山深处，2005年7月24日早上从贵阳坐车到天柱县城，那时三穗、天柱都还未通高速，班车在弯曲的盘山路上行驶了将近8个小时，第一次坐那么久的班车，我也被弄得头晕目眩、翻江倒海地吐了个淋漓尽致，下午4点过到达天柱便桥车站，当时已经没有班车去地湖乡了，在县城住了一宿，第二天中午1点在联营车站再坐每天唯一的一趟班车去地湖乡，又花了3个多小时在下午5点左右到达了地湖乡，当终于站在挂着褪色牌匾的卫生院门前时，眼前的破旧平房让我瞬间懂得了什么叫“偏远”。这里没有分科，没有像样的医疗检查设备，唯一的冰箱用来存疫苗，医护人员加上我也就2个医生、1个护士一共3个人，说是医院实际上跟一个小诊所无差别。

但地湖乡的村民用最淳朴的方式温暖了我。记得第一次出诊是凌晨1点多，与院长苏大姐一起去离医院有十多里路程的永兴村板栗山组接生，我和苏姐打着手电筒在崎岖山路上连奔带跑地跋涉了一个多小时到产妇家中，并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努力救治，帮助产妇顺利接生一名男婴。当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划破寂静的夜空，产妇的家人紧紧握住我的手，用那朴实的“酸汤话”连续地向我们说道谢，并给我们端上一碗酣甜的鸡蛋甜酒汤，那时，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作为医者的真正责任。

那些年我们就像“全科医生”一样，在产房给产妇接生完，转身要去门诊给病人测血压、检查开药；赶场天就诊人较多，刚处理完跌倒外伤的伤口清仓缝合，又得去帮忙护士配药和给患者输液打针，还要给儿童疫苗接种和做防疫报表，不忙时要整理清仓缝合包的器械灭菌消毒等日常工作。有一次去江口村给儿童接种疫苗，山路被暴雨冲成泥流，我和村医老吴手挽手走了四个多小时，天气很热，药箱里虽然装了冰排，但里面的脊灰糖丸差点被融化。最难忘是2008年的那场雪灾，全乡断水断电，永光村岩板头组有个独居老人摔断了腿，我和村医吴大哥踩着没膝的积雪上门去换药。老人躺在床上、床前桌上放着的红薯都冻硬了未舍得吃，见我们来，非要说去生火蒸热了给我们吃。那天回卫生院的路上，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可怀里揣着老人塞的热红薯，暖得感觉能焐化结冰的山路。

在地湖乡卫生院工作，我不仅是医生，更是学生。村医老李很有耐心地教我辨识草药，村里的老大爷告诉我如何从天气变化能预判一些常见病。我渐渐懂得，在这片土地上，行医不仅要懂西医，更要理解当地村民的生活智慧。五年的地湖岁月，上万次诊疗，走坏的十多双鞋，都化作我行医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调去县卫生局那年，我在办公室的窗台上栽了盆地湖乡的吊兰草，隔壁健康教育所的陈姐常来帮忙浇水说：“这草皮实、好养，就像山里人”。在局机关的六年，那些红头文件、简报文稿和工作报表，让我看见行医的另一种模样：不是诊室里的一对一，而是把无数人的善意，织成一张守护生命的网。我的视角从个体患者转向了整个区域的公共卫生，在参与制定基层卫生政策时，我总会想起地湖的夜晚——那些因缺乏基本设备而只能凭经验诊治的艰难时刻，我向领导建议建立了乡镇卫生院标准化检验室项目，让偏远山区的医生不再盲人摸象。

2015年因机构改革后，我转岗到县红十字会工作的那几年，我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场景。从最初的跟着红十字会的杨会长下乡考察灾情和走访困难群众，然后到积极地参与灾害救援、组织急救培训、开展人道救助工作，让我对医疗工作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记得有一次洪灾后，我们连续一周每天工作近18个小时，为受灾群众提供医疗救助、发放救灾物资物品。当一位老大娘拉着我的手说“你们就是菩萨派来的、给我们救苦救难”时，我深深体会到，医者不仅是治病救人，更是传递希望。

这些经历让我不断思考：除了治疗疾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这促使我最终选择重返临床，2023年我来到天柱县人民医院从事营养科工作。有些人问我：“在机关的安稳日子多好，何苦去管病人吃饭？”他们可能是不懂，但我深知其中的意义，我是想把那些年收到的善意，换种方式还回去。在地湖乡卫生院见过刚退烧的孩子因为缺营养再次病倒，在红十字会救灾时见过老人因吃不进饭而加重病情，也目睹过太多因饮食习惯不当和膳食结构不合理而加重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治病不光只是靠药片，原来最好的药方，是藏在一粥一饭里。

记得在肿瘤科有一位患者杨阿姨化疗后吃不下饭，她女儿急得在走廊转圈。我去食堂教她女儿一起做了三天匀浆膳，第一天阿姨只抿了两口，第二天我让加了点红酸汤，她竟喝了半碗。后来每天去病房，我们一起琢磨食谱：用小米粥代替白粥，把鱼肉剁碎蒸鱼丸子。出院那天，她女儿送来袋橘子：“我妈说，你做的粥里有家的味道”。

六岁的小嘉患肾病综合征，总爱偷吃辣条。我带他去医院楼下的超市，教他看食品包装上营养成份表的钠含量，他忽然指着辣椒酱上的红辣椒说：“这个我认识，地湖乡的地里长过。”原来他爷爷是地湖乡人，后来我常让他爷爷给他多讲讲山里的野菜的故事，小家伙渐渐爱上了清蒸蔬菜。有天他举着画说：“医生叔叔，这是你教我的营养金字塔，像不像一座山啊！”。

在营养科，我能从源头介入，将临床治疗与营养支持相结合。我们开展民族药膳与现代营养的相关课题研究，让苗侗民族的饮食智慧与现代医学相得益彰。每当我看到患者通过合理的膳食调理重获健康，就会想起地湖老乡教我的那些食疗方子，想起红十字救援时群众对健康知识的渴望。

回首这条从最偏远的乡村卫生院到县级医院的路，我始终怀揣着一份感恩之心。感恩地湖的乡亲教会了我医者的坚韧，感恩卫生局的文稿教会了我系统的思考，感恩红十字会的博爱施救教会了我医者的人间情怀，感恩同事的热情帮助教会了我要仁善助人。如今重返行医第一线，我将带着所有这些宝贵的馈赠，在营养科这个平凡的岗位上，继续践行着“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的医学真谛。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我的从医路蜿蜒而曲折，却始终向上延伸。若问这二十余载最大的收获，我想说：我学会了用感恩的心看待每一个岗位和经历过的事情，怀着感恩的心，视患者为自亲，用最初的那份热情对待每一位患者。这就是我的从医路:一条永远向前的路。